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APP下载   |   English   |   注册   |   登录
时间:2019年3月23 - 25日
地点:北京 · 钓鱼台国宾馆
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承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官方微信
基金会微信
基金会微博
参会媒体 图文报道 视频报道 报道专题
返回 图文报道 列表>

CDF 洞察 | 郑永年:中国应坦然面对贸易战




CDF Insight(CDF洞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深度原创栏目,聚焦论坛财经、时政类重大议题。


论坛前夕,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接受栏目独家专访,讨论涉及两个关键词:中美关系、中国的开放——这也是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重点关注。





郑永年谈中美关系


中国不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革命者


CDF Insight:过去这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转折,对这种转折你有预判吗?


郑永年:我想不仅是我有预判,很多人都已判断到。


没有一种关系是永恒不变的。两个大国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一定要调整,这是由两个国家国内和国际客观环境变化造成的。


具体就中美关系来说,逻辑也很简单。早期中国落后、穷,实行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这个发展是中国自己的机会,但也是美国的机会。


80年代,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两国共同推动全球化进程。抛开美国抑或中国,今天我们都不会看到现在这样的全球化。当然,两国也都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好处。


现在情况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中国通过全球化高速发展,从80年代前人均GDP不到300美金的经济体,蜕变成人均GDP近1万美金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带来了美国国内的分配不均。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高峰,是70%,今天已经降到了49%——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缩小是很麻烦的事情,现在这仍然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



除了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的变化。主要就是中国长大了。以前小的时候人家不怕你,长大后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也是正常的。


比如,这几年大家争论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不到一万美金,美国则是五万多美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但从经济总量看,又是另一幅图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对中国的认同已经发生改变。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军事的现代化,很多美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崛起之后会不会对美国构成挑战,甚至取而代之。


全球化使各国获得了好处,但不能反过来说全球化都是好的。它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自己就面临了分配不公的问题。


在我看来,综合以上这些国内国际问题,中美关系需要调整是个大趋势。


CDF: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


郑永年:今天的中美关系绝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是今天世界体系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缺一不可。


这两个国家有点纠纷——甚至有点小冲突,我认为都是绝对是正常的,只要大家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中美各自都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我是一根柱子,你也是一根柱子,任何一根柱子倒了,天就要塌下来了。


对世界秩序要改变,中美是有共识的,只对怎么变有点不同意见。但双方都同意,这种改变是在维持现有秩序不倒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美双方如何通过对话、谈判来维护、修正和改革现有秩序,我认为是接下来两国间最重要的议题。


CDF:现有国际秩序改变的主要动因是来自中国吗?


郑永年:并不是。不仅仅中国,印度也在很快的往上走。现在中美两国是两根柱子,可能十年之后就会有新的国家上来,导致新的变化。


国家内部变化是构成国际体系变化的巨大动力,但从目前来说,世界秩序变化主要来自中美关系的变化。


不过,这绝不代表中国要取代美国。


一个原因是中美之间目前仍有可见差距。如我前面所说,两国人均GDP仍有很大差距。此外,现阶段美国的技术比中国好,也是全球第一大军事大国。


美国国内问题使他产生了外部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很大程度是针对中国的。但我认为,美国的恐惧和担心没有必要,二战以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者是美国,中国不是革命者,充其量是个改革家。


中国的选择是接轨,接受现有的世界体系。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就通过谈判进行改革。



我把美国称为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因为这个国家的危机感特别强。其实,如果能平心静气去看,中国并没有带来那么大的危机。


CDF:这种危机感和美国的国家性格,或现有的政治体系有关吗?


郑永年:当然和政治有关。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承受力、最没忍耐力的。他的体制——就是所谓的自由体制——决定了它的特点就是一有痛了马上会叫出来。


此外,美国是一个使命型国家,它想要以它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让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价值观。当它的使命推进很顺利时,美国人就很开心;使命推行不顺利时,美国人就不开心。


所以,挑战出现时,美国很容易产生危机感。


事实上,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应该是最没有危机的国家。深处大洋,周边两个国家都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修墙除了要解决墨西哥移民带来的问题,并不涉及太多国家安全威胁。这和中国古代修长城是两个概念。


不过,美国人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这一点中国也要理解。


问:美国对中国的危机感应该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您觉得质变点发生在哪里?


郑永年:中国应该好好研究美国和苏联从合作到对抗的历史。


二战以后,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8000字的电报,直接导致了冷战开始。


乔治·凯南


美国的特点注定了事情在美国很容易发生质变。


其实,和美国担心中国一样,中国对美国也有担心,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北朝鲜问题……但中国人相对美国人更加理性,会有比较长远的考量。


这几年大家在谈论的中美之间提高互信、进行危机管理很重要。因为如果上述问题有一个处理不当,很容易使两国关系从量变转向质变。


过去,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意见非常分化,有亲华和反华、强硬派和鸽派,但我已经看到现在美国对中国问题正在形成统一战线。


美国这个国家对什么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罕见的一致,这就比较麻烦,很容易造成全国性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而言,挑战在于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


CDF:美国国内这种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强大和全球格局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还是由人为或其他不确定因素导致的?


郑永年:我觉得两方面都有。


有学者做过统计,1500年以来世界上有过16次的权力转移,其中 12次引发战争,只有4次没有。不仅中国,未来印度或者其他国家崛起也会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历史大趋势。


这次中美关系以贸易战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因为特朗普是商人,他关注贸易。但贸易战只是一个表现形式,如果别人当总统了,可能就会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面对贸易战,中国应该坦然,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然,必然又得通过偶然、人为的因素表达。每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可能都具有必然性,但又是偶然的。


我一直在说中国自己要小心。其实,中国跟美国很多共同的东西:两国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内,且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这种情况下,求同存异非常重要,把共同利益做大“异”就少了。有时候,中国可能过分强调自己不同的地方。


比如,中国制造2025其实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规划,德国有工业4.0版,新加坡也有类似的规划。但一宣传就像是中国要赶超美国了、要打败美国了,很容易让人听了不舒服了。


CDF:2016年,您曾说过中国正在有效地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现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


郑永年: 从领导层还是能做到的。



最近几年,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搞关税,但中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推动全球化。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接触谈判。


但我觉得社会层面反而向促进底德陷阱的方向发展。这几年,我们强调讲中国故事。中国长大了,迫切需要别人的理解,理解了就不会害怕。


但如何讲中国故事需要反思。讲故事把人家讲害怕了,说明讲故事的方式可能有问题。美国当然有它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但中国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郑永年谈开放


只要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谁也阻止不了


CDF: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年的主题是开放。您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开放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郑永年: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好。


改革开放其实包含两个面向,一方面是以改革促开放,但我认为现在已经要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阶段。


中国有封闭的文化基因。因为中国一直是个大陆力量,不是海洋力量,一旦外面有问题,我们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


但外在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决定了中国已经不能学秦始皇修长城,也不能学明朝海禁,把自我封闭起来。这决定了,中国一定要以更加的开放的态度促进改革。


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几千年的经验总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大讲特讲开放,还要大改特改以促进开放。


十八大之后开放曾被多次提及,从早期的上海自贸区,到现在海南自贸港、大湾区。这次论坛不笼统的提改革开放,而是强调开放,契合了国内国际发展的大主题。


CDF:结合国际的环境,在这种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之下,您觉得中国还具备那种全方位开放的外部条件?


郑永年:开放不开放,国家在政策层面是可以决定的。


李光耀曾说过,美国围堵中国可能会使得中国发展慢一点,但是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到今天更是如此。


只要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谁也阻止不了。


未来的国家竞争力绝不会是比较谁更封闭,而是来自于谁比谁更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吸收到全球最优劳动要素。


中国不用害怕,要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开放谁也封闭不了中国。华尔街不会放弃中国,日本、欧盟也不会放弃中国。


CDF:开放不是一个新的词,改革开放到现在快41年了。开放的内涵是不是随着时间点的不同,发生了很大变化?


郑永年:是的,因为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请戳视频听郑永年评改革开放4.0:




八十年年代的改革开放,叫请进来。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更大规模的开放叫接轨,此后的第三个阶段叫走出去。


如果八十年代请进来是改革开放1.0版,接轨是2.0版,资本走出去是3.0版,现在开放就要到4.0版了。


开放4.0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需要更加开放的平台做大事。比如建设自贸港、大湾区,甚至长江经济带。


一方面是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CDF: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如何管理风险?


郑永年:要特别考虑风险问题。


西方批评中国“一带一路”搞债权帝国主义,中国自己也确实要考虑风险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大量资金出去后,怎么收进来?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跟中国体制不一样,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怎么应对反对的声音?


除了经济的风险,还有政治的风险,在这个过程钟规避风险的制度非常重要。


类似的问题西方也曾遇到,从早期的国联到后来的WTO,实质都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机制。亚开行等就是中国尝试解决国际问题的机制。


CDF:对中国来说,是否还需要把自己发展的逻辑对外说清楚?


郑永年:对内对外都要说清楚。


以前中国在边缘地带,说什么做什么都影响不了整个世界。但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非常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了。


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再自说自话,内部说的话要考虑外部反应。靠近舞台中心说什么做什么对其他国家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中国不能不考虑人家的情绪,否则肯定要犯错误。


CDF: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转变。像是一个普通员工站到了总裁的位置上。


郑永年:是的,如果还像普通员工一样行为,别人接受不了。


所以改革开放4.0是全方位的,不能一直以受害者心态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给大家正能量。


CDF:今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二十次举办。您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印象如何?


答:印象很好,否则我就不会每年都去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论坛,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论坛,因为它确实是中国跟世界沟通一个桥梁。论坛不是宣讲舞台,双向的观点和讲话应该被允许。


CDF:对论坛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今天的世界不仅有中国问题、美国问题,欧洲问题,世界很多问题都具有共同性。


我希望论坛把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也加入讨论。这样论坛就会真正成为一个新平台,中国不仅讨论中国问题,还要讨论全球问题。我希望能把全球问题作为论坛的正式部分。


CDF:这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郑永年:这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一部分。


采访、编辑-丝露


整理-钟晨


制作-敏苏、清宇


 




CDF Insight"论坛洞察”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深度自媒体栏目,聚焦论坛财经、时政类重大议题,首发原创优质内容。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自2000年举办首届论坛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举办19届。


作为“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形成了专业化、高层次的鲜明特色,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


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宗旨为“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自1997年成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集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试验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型基金会。基金会承办年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培训班,撰写“中国发展报告”,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社会试验,都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连接民间与政府、国内与国外的一个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