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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之战》作者杰弗里·萨克斯:美国会对中国展开冷战吗 ?

2018年12月,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扣押后,一篇名为《华为之战》的文章曾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这篇发表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文章直言,特朗普政府——而非华为或中国——才是当今对国际法治乃至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


文章作者杰弗里·萨克斯,是全球知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当下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毫不留情的抨击者



Jeffrey D. Sachs (图片来网络,下同)


《美国会对中国展开冷战吗?》一文最初发表在《视野:国际关系与可持续性发展》期刊,由萨克斯本人提交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作为论坛背景报告予以公开。


文章直接点明美国政府的“双重标准”:美国可以更富有但你不能,起码不能富裕到能够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程度。


3月23日,萨克斯将携自己关于中美关系的最新思考现身论坛“CDF Talk”环节,发表20分钟的个人演讲。


以下为译文全文:




美国会对中国展开冷战吗?


目前,人们就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不休,强硬派和温和派正一决高下。


强硬派将中国视为美国安全和利益的现实威胁,而温和派将中国视为与美国一样的强劲大国,时而是朋友、时而是竞争对手、时而是敌人。但是他们不把中国视为威胁。


我认为,官方采取强硬派路线做法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在未来可能引起严重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极不稳定的。


在二战时期,中国是美国的盟国,然而在中国内战结束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强大敌人。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美国的军事对手,在1972年以前,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尼克松突访中国以后,中国逐渐被看作是美国的朋友,成为制衡苏联的重要砝码。



邓小平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政治家、商界和广大民众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崭新的重要贸易伙伴,总体上讲是一个友好的地缘政治大国。


然而现在,许多美国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再次将中国视为危险的敌人。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撰文论述了“美国政治妄想症”。这个提法非常有名,就是美国人发明或者大肆夸大根本不存在的危险,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插曲。


例如,在一战以后,随即出现了防范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慌”,二战后出现了麦卡锡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指责,9/11以后出现了全球反恐战争。


我认为,现在美国又在煽动新一轮的中国恐惧论和冷战威胁论。
我认为美国妄想症的出现有三个原因——对这个问题我在最近的一本书《新型外交方针》(2018)中有所论述——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是,自1600年代早期出现殖民地时候起,美国就一直是一个对外扩张的国家。
美国人开拓一个新的疆域,他们就制造新的敌人,无休止地进行扩张战争。这种军事主义延续下来,产生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美国的敌人无处不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妄想症是美国自身扩张主义的一种心理投射。为了战斗和征服,美国视敌人无处不在。对美国的全球统治来说,中国就是最大的威胁。


正如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提出的那样,有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统治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极其容易出现战争,其根源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利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出现了紧张局势。


这一提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新兴的大国雅典威胁到了斯巴达的统治,导致了公元前五世纪,两个城邦国家之间战争连绵不断。


美国妄想症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地里位置上与世界其它地区是相对隔绝的。
美国于十九世纪征服了北美土著居民,然后进行海外帝国扩张,1893年征服了夏威夷,1898年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突然间,美国人发现自己占领了遥远的土地,但对其却一无所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征战东南亚、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却对当地情况了解甚少,因此它在遥远的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都遭受了溃败,还引起了恐怖分子的反击。所有这一切都足以制造出许多妄想式的幻觉。


美国妄想症的第三个原因是,在美国社会中,社会信任度相对较低。
美国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种族差异较大的国家,有着长期的奴隶制历史,特别是许多白人将其他人种和非英语族群视为威胁。


种族主义敌视美国黑人、亚裔、土著美洲人、拉美裔、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其他移民种族,这已成为美国文化中臭名昭著的主要特征。


这种妄想症的后果就是,它导致美国扩大恐惧,夸大危险,将其它大国制造成劲敌。冷战本身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01

从冷战中吸取的教训


在美国的国家神话里,冷战就是反对强大的国际对手苏联的斗争,苏联当时企图无情地独霸世界。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支持的阵营发动了代理人战争,战争延伸到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最终,美国取得了胜利,击败了其宿敌,这个敌人在1991年末从地图上消失了。


然而,对这段历史有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强调了美国的妄想症自我招致了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观点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师乔治·凯南有着某种联系,他首先提出了苏联的行为具有危险性,并首次指出要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


凯南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个机会主义的扩张式国家,它会寻找或制造邻国的弱点,然后进行剥削,从而服务苏联的利益。凯南甚至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面对机会和威胁时比较谨慎和理性的人。


凯南建议,美国应该直面应对苏联的扩张,否则就耐心等待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偏离航向,因自身的失误走向垮台。他强烈反对世界范围内的核军备竞赛以及对苏联频繁发动代理人战争。


此外,如同许多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一样,凯南认为,苏联有其自身合理的安全关切。苏联的许多行动都被美国人看做是侵略性的。凯南认为,应当将这些行为理解为苏联对其自身现实安全关切所采取的正常反应。



苏联安全关切的首要和核心就是,在二战之后,德国的军事威胁又重新出现了。


二战以后,苏联对东欧加强了控制,部分原因是,面对德国再工业化和再军事化,没有签署任何战后协议,无法对苏联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美国没有对苏联提供类似的安全保障,反而重建了德国,将其打造成一个主要工业强国和北约的重要堡垒。


结果就是,华盛顿将苏联视为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不是将其视为同等大国,这个大国其实是有其自身合理安全关切的。


美国妄想症充分表现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NSC-68中,这一著名的文件宣称,苏联是一个决心颠覆或破坏美国的完整和活力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那些控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并巩固其绝对权利,首先是在苏联内部的权利,其次是在其控制区内的权利。


然而,在苏联领导人的脑海中,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不断扩大他们的权威,最终消灭任何反对其权威的有效敌对势力。


因此,要实现该目的,就需要完全征服或者强力摧毁非苏维埃世界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并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构和结构取而代之。


要实现这个目的,苏联正设法控制欧亚大陆地区。作为非苏维埃世界的中间力量和反苏联扩张的堡垒,美国是其主要敌人。如果克里姆林宫要想达到其根本目的,它就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生命力破坏或者摧毁。



其结果就是引发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核竞赛,在全世界与苏联进行代理人战争。


美国耗资数万亿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计算),借口与苏联开展竞争(尽管经常是为了商业或者其它狭隘利益),在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中东、中亚和拉丁美洲发动战争,破坏和推翻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千百万的非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战争。


或许应该用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冷战造成的实际代价。


几十年来,世界经受了差点被核武器摧毁的绝境,也曾任由两国核战略家肆意妄为。这些战略家往往会做出荒唐而虚假的猜测,做出自我实现的预言,甚至多次几近擦枪走火(正如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在他的新书《末日机器》中所刻画的可怕荒芜场景那样)。


残酷的现实是,整个世界最后幸免于冷战的疯狂。幸好我们足够幸运,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没有被炸上天。有好几次,坏运气差点就把整个世界毁灭了(例如,1983年苏联卫星预警系统捕捉到了高云端的太阳反射光,把它识别为来袭的美国导弹)。


在冷战的各式各样的节点上,冷静的思考最终占了上风。


1961年,约翰·肯尼迪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猪湾入侵古巴),1962年,赫鲁晓夫又严重地误判了局势,把导弹部署到了古巴。1962年10月,全世界幸免于自我毁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双方需要从核战争的边缘后撤,便于1963年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随后又于1968年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1970年美苏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然而,美国中情局秘密活动,于1979年挑起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缓和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1980年代中期,世界又回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在里根上台初期,苏联预测会遭到美国第一轮核打击,便又将核报复系统重新部署到位了。


冷战带给我们很多教训,例如,大部分冲突都是由自我臆断造成的,冲突各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核武器几乎将人类灭绝等。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教训几乎不被人所知,没有被吸取,或者说 ,现在已经被美国公众和许多领导人忘记了。实际上,如果说吸取了某些 “教训”的话,很可能吸取的都是错误的教训。


在美国国家神话中,美国所记住的是,它站在高处,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它的敌人。
凯南在1947年的时候就曾预测到苏联的解体,然而,美国不认为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失败造成的,反而认为苏联的垮台是美国强硬路线的胜利,特别是罗纳德·里根强硬路线的胜利。



02

行驶在充满敌意的快车道上


现在我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


很快,在美国战略家们和许多特朗普高级官员的眼中,中国变成了新的厌恶对象。美国公众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和谈判代表——包括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都是强硬派人士。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快就变得强硬起来。


在奥巴马2009年总统任期开始时,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现在一些人认为,中国开始崛起了,可以将其定义为一个对手。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从彼此的成功中获益,并为彼此的成功作出贡献。”到了2012年,按照奥巴马的说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手,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奥巴马政府慢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经济上的成功和地缘政治实力开始警觉,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会有所减少。


对华强硬的观点迅速升温,很快就出现在2015年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重新调整美国对华宏观战略”一文中。


作者是强硬派理论核心领军人物,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布莱克维尔和学者艾什利·特里斯。这篇文章中,布莱克维尔与特里斯强调,到了和中国一决高下的时候了。美国可以采取当年遏制苏联的方法,比如使用军事力量、经济策略和地缘政治压力等手段,来阻止中国进一步崛起。


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剖析一下布莱克维尔和特里斯合写的这篇文章。作者宣称,美国战略的核心目的,就是在全球保持美国的优势。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国家,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对其加以阻止。以下是他们的观点:


建国以来,美国始终秉承一个宏大战略,就是取得并保持其优势,超越各种竞争对手。该战略从北美大陆开始,延伸至西半球,最终扩展至全球。冷战时期,这种战略以“遏制”的形式出现。按照这个整体构想,美国可以保护其制度优势和国家安全,确保盟国的安全,直至最后击败对手苏联[…]


在21世纪,要保持美国在全球体系的优势地位,就应该坚持美国宏观战略中的核心目标[…]


在所有国家中,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情况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崛起,在地缘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美国、盟友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中国在未来将持续保持增长,即使这种增长是不稳定的,但它仍然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布莱克维尔和特里斯接着推荐了一系列曾经用于制衡苏联的方法,包括被作者们描述成“用经济工具为地缘政治目标服务”的地缘经济方法。这一系列建议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需要重振本土经济,建立一套新的但并不包括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制定有效的政策,以应对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广泛使用地缘经济工具的问题,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设立针对中国的控制机制。


美国需要在其防务能力和规模上进行投资,以便可以击败中国日益增强的反介入能力。即使北京极力反对,也可以成功进行美国力量投送。


美国应该在印-太地区建立一套新的可以信赖的战略与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美国的传统联盟。在这些已有的合作关系基础之上,确立明确的政策目标,加强亚洲国家独立应对中国的能力,建立新的亚洲内部战略合作。虽然美国不直接参与这种亚洲内部合作,但其将会得到美国系统地支持。


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高层外交,以缓解两国固有的严重紧张态势,因为美中两国奉行的宏观战略是互不相容的。美国要使美国的盟友和亚洲朋友相信,美国的目标是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采用了这个观点,将其付诸实施,并进一步采取措施。


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国防和安全战略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或是竞争对手,而是一个蓄意敌对的国家。


例如,特朗普政府制定的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写到:



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削弱美国国家安全和繁荣。他们决定让经贸不那么自由和公平,并大力发展他们的军事,控制信息和数据,来镇压他们的社会及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崛起的并追求其自身繁荣和安全的国家,而是在积极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到了一个关于美国论述的新主题,就是美国曾经给予中国一个友好的时期来修正其独裁统治方式,但中国没能做出改变,现在美国必须回到强硬路线上:



几十年来,美国政策源自于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中国的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会促进中国自由化。然而事与愿违,中国以牺牲他人主权为代价扩张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以无与伦比的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传播其独裁体制,其特征包括造成腐败和使用监视手段。它正在建设世界上能力最强、军费最充足的军队,这只军队仅次于美军。它的核武器数量正在增加,也更加多样化。中国军队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部分原因是其进入了美国的创新经济体系,包括进入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的控诉名单也在变长,现在包括:中国在中国南海投射军事力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华盛顿解读为地缘政治进攻,而非基础建设项目;促进科技发展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其实就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竞争的案例,该政策是受到军事启发而来的,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控诉,并认为中国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福祉,颠覆全球价值观。


当然,美国拒绝从中国角度看待自己。
从中国视角来看,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全球70多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包括在整个亚洲(而中国仅在吉布提有一个小型海军基地);到目前为止,美国军费预算全世界最高;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包括近期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长期采取军事和政权更迭行动;最近多次公然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例如在伊朗问题上;由国家主导那些不对中国开放的技术政策;无视全球利益,无耻地放弃了《巴黎气候协定》;核武库现代化计划;在韩国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威胁到中国的核武器做出报复性反应。


换句话说,美国看待中国的黑暗视角是典型的“战略困境”。


美国眼中的进攻性行为,在中国看来是防御性的。然而有一个基本的结构性挑战,支撑着美国的妄想症。中国有14亿人口,美国有3亿。这意味着当中国一旦人均GDP和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1/4时,中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


而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社会中,中国学生是可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是可以高速增长的,中国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也将会迅速缩小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中国经济在2014年已超过了美国,当时中国的经济是按照标准的国际价格来衡量的。


今天,在此基础上,尽管其人均收入仍略低于美国的1/3,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27.4万亿美元,比美国的21.5万亿美元高25个百分点。按市场价格和汇率标准衡量,2018年美国经济总量为21万亿美元,依然是中国经济14万亿美元的1.5倍。(如果按照国际价格而非市场价格衡量,中国经济总量更大,主要由于中国的服务相比美国,是以更低价格提供的。)


如果按照很多其它标准衡量的话,例如研发投入、专利、科技论文发表、高科技产业出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部署、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等标准,中国也正在迅速缩小其在科学技术上与美国的差距。


03

“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 思维模式


如果华盛顿的“大战略”不是要保持全球主导地位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给美国带来威胁。


换句话说,在一个有着中国和印度这样大国的世界里,美国能够保持无可匹敌的强国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其他大国在经济上与美国保持很大的差距,在科学技术上长期落后于时代。
被专家解读后,美国国内言论正愈演愈烈。


中国的角色已从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伙伴,再到对手,现在又变成了敌人。


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如此赞许地描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主义旨在让美国对世界的承诺范围更小、更加可持续。除了恐怖主义外,它还试图对抗和遏制两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和伊朗,并对他们在美洲潜在盟友和贸易伙伴采取强硬的态度。


他还用略带愉快而轻率的语气这样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并非像特朗普对手经常指责的那样,要放弃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放弃美国的结盟政策,而是在更易掌控的基础上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集中更多的精力来遏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


这便是美国偏执的政治的体现。在妄想症患者的眼中,美国国家安全建立在国家拥有不容被挑战的主导地位之上。


美国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它需要遏制任何崛起的对手。当对手强而大的时候——比如中国这样对手遏制就意味着需要切断中国与先进技术、潜在盟友和甚至贸易伙伴的联系,限制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功。


在美国主流外交人士的眼中,中国必须保持相对贫穷,如果中国达到美国一半富裕水平的话,都会毫无疑问地终结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美国主导地位的关键,简而言之,是存在双重标准的:美国可以更富有但你不能,起码不能富裕到能够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程度。


新加坡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最近在《哈珀斯杂志》的文章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对于中立的观察者来说——如果要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很容易地被看作是在美国的富豪阶层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之间进行选择。在美国,主要的公共政策决定最终偏向于富人而非大众;而在中国,由政党精英任命的官员所决定的公共政策使贫困大幅减少。


美国近年来对华政策更多地使用了遏制手段。


当初在奥巴马时期较为温和,而现在特朗普时期则非常强硬和公开化。奥巴马试图通过与其他亚洲国家协商谈判,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通过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方法,限制中国在贸易上做更好的选择。相反,特朗普通过以下几个方式来应对中国:


单方面增加关税

积极地使用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和其盟国采用中国的技术(比如华为5G技术)

阻止中国购买美国与欧盟技术

阻止中国在美国投资

外交场合公开诋毁中国的动机(例如,毫无根据地宣称中国窃取美国技术)

请求加拿大逮捕并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


新的遏制政策当然没有在美国政商界得到一致的支持。


这些政策对美国的许多主要企业来说,都将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它们可能会减缓全球经济增长并损害股市估值。更不祥的是,它们可能会导致一场军备竞赛,包括太空武器、网络战、甚至是一系列的代理人战争或直接进行对抗。


到目前为止,尽管以上政策只是强硬派在推动,但令人担忧的是以往中立的美国专家与政治家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他们的立场,当然在特朗普白宫内部也存在一些阻力,主要来自负责宏观经济的人员。


抨击中国并宣称其为新的“敌人”正在成为华盛顿普遍观点和政治主流。它被视为是准确的——中国是主要威胁——且政治上更容易用来为美国工人、技术和国家安全进行辩护然而,情绪激化和言辞激烈主要由特朗普强硬派们含沙射影地大肆宣传造成的,并非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





如果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在2019年初会面,并讨论双边关系的话,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特朗普本人好大喜功,正如他与朝鲜方面会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宣称自己取得了成功那样。届时中国的某些让步,可能真的会让特朗普做出热情洋溢的回应,众多商业领袖们可能也会长长地舒服地喘口气了。


此外,强硬派的观点越来越普遍,这完全符合美国政治的偏执。


这种观点可能在特朗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将依然存在。最好的解药是记住上一次冷战中犹在眼前的事实,但是寄希望于我们能够准确铭记历史并不现实。


在未来的几年里,如果中美之间痛苦和不信任的潮水不再上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幸事。


本文由作者提供,不代表论坛组织者观点
文章来源: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inter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