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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确定性。短期看来,世界经济的收缩幅度可能远远超过2008/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甚至可能会出现不亚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


尽管目前的一致预期认为经济活动在疫情后将强劲反弹,但也有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很可能永久性地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鉴于目前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抗击疫情的第一阶段,对经济造成的“创伤”程度尚难以估算。各种封锁隔离措施导致经济活动收缩、失业加剧、国际贸易下滑,封锁隔离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


从长期来看,即使经济复苏曲线确为预判的“U”型或“V”型,也不太可能回归到疫情之前的增长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认为,到2021年底全球产出损失累计可能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经济总量之和。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复苏挑战。


各国央行和政府已投入数万亿美元以维持民众和企业的生计,并防止金融市场失灵。这一纾困机制对于解决各国国内的问题效果明显,但对于国际问题则鞭长莫及,即便将来各国解除了内部封锁措施并重启经济,但“外部封锁”仍可能会持续。受制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活跃程度整体下降,即使各国采取的经济恢复政策在国内成效明显,也无法完全抵消外部需求萎缩对出口(乃至对整体GDP)的影响。同时,各个国家或地区因解除封锁的时间点先后不一,也可能造成更多国家间“保持社交距离”。这很可能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延续疫情前就已出现的变化苗头,甚至走向重塑。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可能进一步加剧疫情之前就已盛行的逆全球化叙事。世界各国原本对于国际贸易和商业往来的现行规则制度适用性已存在不小分歧,而全球经济合作的减少,必将进一步威胁原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体系。目前正在谈判过程中的贸易自由化倡议(特别是亚洲)重要性凸显。参与其中的各国和区域联盟可借此良机确立自己的规则和标准体系。


与战时情况相似,政府出台过渡性金融安排等纾困政策的成本最直观地体现为债务水平的上升。现阶段看,债务大幅增加的后果尚不明确。一般而言,短期纾困工作做得越好,疫情后经济反弹越强劲,债务也越容易消化。历史经验表明,严重的经济创伤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更紧缩的财政政策。在部分财政困难严重的国家,还可能会引发资本管制甚至债务违约。


科技可能带来重大影响。战后新兴科技的发展推动了1950年代美国的经济复苏,此次与新冠肺炎的抗争也可能引发重大技术变革,从而促生社会运行方式的重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可能不会对所有人都有利。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在家办公模式的推广。一方面,这种安排可以大大减少员工的通勤时间,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办公楼需求的减少和住宅房产供应的增加。另一个变化则是“虚拟”线上交流和“虚拟”线上会议的普及:毫无疑问,视音频通讯服务在未来几个季度将迅速扩张,对于现场会议的需求则会下降。这既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又可以减少当前各国旅行限制政策下员工跨境出行的风险,同时降低航空旅行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带来一段时间的气候“红利”。


第三个变化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已露端倪,即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来缩短全球供应链并鼓励产业“回归”,其后果就是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加剧这一影响。各国政府可能会重新评估并重视自身的“战略性行业”和“龙头企业”,以增强对黑天鹅事件风险的防范。这些政策可能有助于各国政府树立其国民利益至上的形象,也反映出新冠疫情后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某种必然性。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当前,正是亟需达成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之际,各国应当加强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和巨大风险。在这个关键时刻全球经济合作弱化,则未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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